1943年3月，周恩来结合整风学习，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提出“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这份《我的修养要则》手稿，是见证周恩来进行优良作风修养的稀见文献。
尤国珍
党的作风直接关系着党的形象和人心的向背。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形成了一系列优良传统和作风，其中广为熟知的是1945年党的七大提出的“三大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
“三大优良作风”的逐步形成
我们党创立初期，就明确规定党的任务是为全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大革命时期，逐步认识到革命与群众结合的重要性。如，毛泽东从1925年至1926年间，先后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初步阐明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实际情况和革命与群众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初步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1929年9月，周恩来在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强调，红军筹款、没收地主财产等工作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同年12月，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的任务，除了打仗消灭敌人，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的任务。1930年5月，毛泽东针对党内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批评了离开实际调查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提出“中国革命斗争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在反“围剿”斗争中，我们党更加认识到依靠群众的重要性。毛泽东在1934年1月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重工作方法》一文中明确提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不依靠群众，不关心群众生活，是什么任务也不能完成的。”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进一步强调了理论与实际结合、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深刻阐述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重要性，为最终形成“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毛泽东在此期间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讲话，通过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延安整风使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得到极大的普及和推广。1943年6月，毛泽东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科学阐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三大优良作风”的正式提出
1945年4月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提出：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其基本精神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扩大党内民主的中心一环，在于启发党员和干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周恩来也指出：我们党从六大到现在，之所以能够经历国内外重大事变和考验，成为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强大的共产党，是从永远保持密切联系群众中锻炼出来的，是从勇敢地实行自我批评中锻炼出来的。
党的七大第一次正式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提出来。
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三大优良作风”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深化。1949年3月，为进一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进一步提出，我们要掌握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迎接新的更加伟大的任务的到来。
“三大优良作风”提出的必要性
“三大优良作风”的提出和形成，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我们党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条件下，一开始就肩负着民族民主革命的双重使命，任重道远。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来看，我们党是在同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斗争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党的发展壮大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结果。这期间，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也经历了严重的挫折。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分别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我们党批判并纠正了王明的“左”倾错误。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又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1941年至1944年间，我们党结合整风运动对党的历史进行深入讨论和研究。为彻底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理论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纷纷制定深入社会和群众进行调查研究的计划。如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建立了调查研究机构，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领陕甘宁边区政府到富县、甘泉等地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实地调研，各级领导干部写出了一批具有较高价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调查报告，使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在全党扎下了根。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有利于统一思想、团结同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时，提倡“批评”，但没有提倡“自我批评”，批评成为攻击个人和“残酷斗争”的代名词。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党内“左”倾组织路线的错误及其危害也被全党所认识。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新形势，需要解决一些新问题，特别是整风运动，需要有正确处理党内外问题的方式方法。在新形势下，党中央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在全党培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在1941年7月颁布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明确规定：“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采取了以自我教育为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达到了统一思想、团结同志的目的。
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和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从建党伊始就决定了和人民群众的紧密结合。是否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决定了我们党革命和建设的成败。党的七大召开前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实际上也是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参加整风运动的群众之多，发动之彻底都是空前的。整风运动中，从党的领导班子整风计划的制定，到每一个阶段运动的部署，都贯彻了群众路线。全党上下结合，深入群众蹲点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出一套紧密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对其进行了全面系统总结，提出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著名论断。
在我们党的长期革命实践过程中，尤其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系统形成的党的优良作风，在党的七大上得到了全面的理论升华，被毛泽东同志概括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三大优良作风是党付出极大的努力和代价培育起来的，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尤国珍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